我向单位的领导提出了想上班的申请顾主席给我的答复是：“等着吧机关人员正满着呢有了位置再安排吧。”
我回家等着等了一个月没有消息两个月还没有消息。

我处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

也许是单位里的人确实很多吧领导不好安排。还有一种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会想：你不是走吗？走了你倒是别回来呀！

我在家闲着伊妹要我陪她做人工流产。

她烦躁地说：“怎么搞成了这样？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戴环儿了怎么还怀孕？我的问题？他的问题？避孕的问题？医生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

医生说可能是环儿的质量出了问题现在戴环儿怀孕的太多了伊妹只是其中的一个。过去却少有这种现象一个环儿戴到老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伊妹倚着门滑落的几根绒绒的碎被呼出的起伏不均的气流吹乱了阵脚眼里印行的血丝好似盘拧的龙须交错、繁杂。

流产！必须要做流产了！

医生说刮宫的时间要延推到四十几天以后因为早了怕刮不净；迟了又恐刮不得——需做引产。

会疼吗？会怎样的疼？疼到什么程度？能熬得住吗？同生孩子相比哪个更疼？那样的痛苦每每想起伊妹都如杯弓蛇影心有余悸。

伊妹说：“他（她）是个小生命啊！他（她）是投奔我来的我却不能让他（她）活！是我害了他（她）！我的罪孽有多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伊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有关流产的种种信息使她有如芒刺在背视流产如畏途。不胜其烦、蒿目时艰的等待引了她的扁桃体炎和感冒病症孱弱的身体和欠佳的心态互为促进互为恶化整日的长吁短叹食不甘味。唯一略感欣慰的是下调了几公斤的体重使她回归于从前的窈窕了。

她因劳累过度而流血了——头一天她还在用独轮车顽强地推着沙子。

“姐你陪我去吧？”她问我。

“亚楼呢？”

“出差了我不能耽误他的大事。”

通过亲戚我们结识了一位姓黄的医生。

第一次去黄医生说：“真不巧下午有两个做手术的排满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我和伊妹点头哈腰的连说了几个“没关系”。

第二次去黄医生和和气气地说：“坐着吧手术器械拿去消毒了。”她打电话催了几次“你们着急了吧？”她问我们。

“不急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伊妹说。

黄医生抱怨了一句：“那边图省事儿送多了才给消毒赶上个大手术都来不及！”

我问伊妹：“怕不怕？”

“不怕了。化验那阵儿怕特别是快出结果时我的腿都快站不住了！”

“给打麻药吗？”

“打我买了。”

“刮宫时我陪你进去吧。”

“不用不用！我能行！”

我握紧了她的手。

有的医生在和别人唠着家常；有的正托着腮帮子两眼望着光秃秃的树呆；有的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休闲杂志……

“嘟——嘟——嘟——”

看杂志的医生拿起了电话“喂……又是我接孩子！我们这靠点儿你又不是不……光知道喝！就你事儿多！”她挂了电话大为光火“俺家那口子啥也指不上他！”

“可不俺家那个也是一喝喝到二半夜！”

围绕着这个话题她们对各自的丈夫做了一番措词激烈、深恶痛绝的猛烈抨击。

手术器械到了黄医生让伊妹进了产房。

过了一刻钟黄医生开了门对我说：“完事儿了进来吧。”

伊妹见到了我说：“姐我刚才让你来就好了！如果你当时在我身边我可能不会那么害怕了。”

“我说我进来嘛你偏不让。疼不疼啊？”

“还行。”

“那个床上咋还有人？”

“引产的。”

妹妹出了产房便疼得蹲了下去。

“我背你出去呀？”

“不……歇会儿……我歇会儿再走……”

伊妹缓缓地站起我扶着她一步一挪地向外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