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虹的到来我自认对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重大改变无非是吃了几次安眠药而已。而且她的噩梦也愈来愈少了我们慢慢也可以不用服药就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把这归功于我们的友善以及由友善造成的欢乐祥和的生活氛围。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一个年轻的异性生活在我们中间。她来的第二天早晨我走进客厅见我那些从来都是乱扔着的衣服如今被整齐地挂在衣柜里一堆从使馆讨要来的旧报纸几本从国内带来的中文书都归置得齐齐整整永不擦拭的家具如今都放着光甚至连空气里都有一丝淡淡的香味儿。

有女人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

我们不需要肌肤相亲那太奢侈了；我们不需要含情脉脉地相互注视那太幼稚了；我们甚至也从来不讲那些隐晦的笑话那太下流了。只要有她在身旁我们便乐观开朗、谈笑风生、言语诙谐、机智幽默。汪虹不知道是她开了我们的智能还以为我们原本就是既高尚又聪明的男人于是便常常和我们一起开怀大笑。

“和你们在一起的这几天是我一生中笑得最多的时候。”

她郑重地说。

但是汪虹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余阳的生理——心理是否改变我不好妄断。先余阳变得更勤快、更周到、更细致小心这都不是坏事。可他由于天天要同汪虹进行大量的、题目广泛的谈话而频繁使用温柔得如同美声唱法的气嗓子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又无处可逃的我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

我读过辩证法懂得福祸相倚的道理：没有死就没有生；没有苦难就没有幸福；没有温柔的气嗓子就没有丰满的汪虹。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马光要回国了走之前来向我们辞行。他听着余阳在那边厢呢呢喃喃嘀嘀咕咕地和汪虹说话便问：

“还有谁？”

我说：“没有谁呀？”

他又问：“这是谁在说话？”

我说：“是余阳呀怎么了？”

他诧异地问：“他怎么变成这种声音了？”

我苦笑：“我已经听惯了。”

马光是个粗人他看了我一会儿脸上逐渐堆满了坏笑低声说：“是不是你小子想独占花魁夜里把余阳给阉了？”

我强忍住笑“滚你的蛋吧是他自个儿把自个儿给阉了。”

其实汪虹也非常愿意和余阳聊天。

很自然哪个女性不喜欢一个男人对自己的熨贴、呵护和关爱呢？尤其是向余阳请教有关英语语法的一些问题时他旁征博引、循循善诱、举一反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常令汪虹喜不自禁——这个地方真来对了！不仅有不用花钱的房子不用花钱的三餐而且还有不用花钱的Tax1不用花钱的英语老师！

她当然要喜不自禁了。

欣喜之余还有些后怕——为她当初的孟浪后怕。那天她之所以没有去陈妍家以至让余阳输了个一塌糊涂是因为在地铁里碰到了她在布拉格的小情人。当年她在布拉格与小情人相识相爱却又在回国途中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上认识了大情人同样又是一番难舍难分。小情人小她三岁大情人大她十岁。大情人在罗马尼亚做贸易三番五次来信来电话邀她去布加勒斯特共同展。她委实难以决断——既舍不下小情人的单纯可爱又无法割断对大情人那种成熟男人的迷恋。最终她还是在小情人的哭声中登上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半年后当她满身疮痍一无所有地回到布拉格时小情人已不知去向。

她万念俱灰下决心把自己嫁掉于是便去了荷比卢德法然而毫无斩获。正在她流离失所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去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那里投宿的时候却与音讯皆无的小情人在地铁里不期而遇。

能不让她悲喜交集？

小情人告诉她自她狠心走了以后他视布拉格为伤心地只身前往捷克南部一个美丽小城在那里开了一个专卖中国纺织品的小商店。

“你能跟我去吗？”小情人怯怯地问。

汪虹热泪盈眶当即决定前往。

在小城两人过了三天昏天黑地的爱情生活。汪虹觉得美极了所有的烦恼都被她忘得光光的。

但小情人并没有忘。

第四天他们因为一件小事生争执。小情人生气了借题挥把汪虹抛下他去布加勒斯特这段永远的把柄端了出来痛骂之后让她立即滚蛋。

于是才有了我们在大马屁股底下接她的一段事。

她明白她和小情人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大家面对的都是严峻的生存压力。如果为了一段明知不会有结果的浪漫而与我们失之交臂后果也许会是灾难性的。

当然这些都是汪虹在以后的日子里告诉我的。当时我们之间的话并不多——哪个女性会喜欢和一个不修边幅、粗声大气、经常恶言恶语的刻薄男人说话？

看着汪虹和余阳一个切菜一个剥葱一个刷锅一个洗碗乐乐呵呵亲亲热热的样子我只有用李敖的四句诗来解嘲——

老夫古怪

小姐海派。

去他的吧

大爷不爱！

几天过去了她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里的“我们”主要应该是我对余阳她已经足够了解了。多年以后我们回忆起在布拉格的日子她仍念念不忘地说：“和余阳在一起真好。”

无限神往之状溢于言表。

可不是嘛上下车要为她开车门吃饭要为她布菜所有的活儿都替她做——包括熨裤子。

能不“真好”吗？

我笑话余阳余阳一撇嘴说你懂什么呀？这叫“真他妈（gent1emg绅士）。”

慢慢地她也跟我话多起来。她认为我虽然长得凶神恶煞其实并不可怕；虽然言语刻薄心地还算好；虽然不像余阳那样“真他妈”但是挺仗义。

重要的是：我是老板。

一天夜里已经11点多了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要找汪虹。电话就在我床头我便躺在被窝里喊她。

她来了穿着睡衣说声谢谢便拿起了电话。

谈话不够愉快。

大致可以听出是对方在向她索债她不停地解释对方仍然不依不饶。最后她烦了也因为我在旁边有点窘。说：“我这不刚从荷兰回来嘛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荷兰盾明天换了美元一准儿给你。别烦了好不好？这么晚了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扔下了电话。

却不走怔怔地站着。

我问：“出什么事儿啦？”

她摇摇头。

“欠谁的钱？这么逼债。”

她迟疑了一下“我姐夫。”

我愣了半天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便问：“欠他多少钱我来帮你还吧？”

她吃惊地看着我慌忙说：“不用不用谢了goodevening（晚安）。”

去了。

第二天晚上汪虹拎着个鼓鼓囊囊的大塑料袋领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她介绍说这是她姐夫。原来她把昨天夜里逼债那主儿给领来了。

那爷们儿一口天津话嘛嘛的听着特烦。

我们吃过饭了余阳便问汪虹吃了吗？汪虹那时已经跟余阳熟到一点客气都不用讲的程度了说没吃跑了一下午要饿死了。

余阳问：“蛋炒饭行吗？放点国内带来的腊肠再弄一个榨菜肉丝汤。”

汪虹说：“好的好的拜托你快一点。”

余阳说：“快得很你先给姐夫沏一杯茶——我床头有铁观音。”说罢扎起围裙便丁丁当当弄了起来。

余阳平素小气得很带了点四川腊肠我们都很少吃。那罐儿铁观音更是当宝贝似的供在床头我从来没喝过——我也没见他喝过。这回倒好全拿出来孝敬姐夫了。

那爷们儿连吃了三大碗打着腊肠嗝走了。

汪虹把大袋子放到桌上打开原来是一袋子水果。有葡萄有香蕉还有猕猴桃。

“来余阳田力吃水果。”她说。

余阳兴致勃勃地挑了个猕猴桃一边剥皮儿一边问：“财啦？”

汪虹笑了但只是一刹那阴云又布满了脸。“到哪儿财去？我们要分别了——我大姑给我找了个工作去给一个北京老板打工明儿一早就得去。”

“给多少钱呀？”余阳问。

“一千美元一个月包吃包住。”汪虹说。

“行呀！”余阳两眼放光“工资不低呀。”

“我不愿意去。”她幽幽地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送她去打工的地方。是在布拉格四区一座挺大的house还有一个挺大的花园。

我在门口停下车对汪虹说：“有事儿就打电话。”

汪虹说：“那没事儿呢？”

我笑了“没事儿当然也可以打。”

“那好再见。”她伸出手来。

余阳已经下了车殷勤地帮她拎着东西俩人一块儿走了进去。

回去的路上余阳一句话也不说了。

汪虹打过几个电话来没事儿都是闲聊。说她一点也不忙就是平时接接电话客户来了做做翻译什么的。

我说那不挺好吗？

她说好什么？一点不快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她又打来电话是余阳接的。两人先嘀嘀咕咕了一大顿英语也用上了然后余阳说汪虹要找我说话。我接过话筒汪虹直截了当说想到我这里工作工资多少都没关系。我说为什么？你那儿多轻松。她说老板太差了一点文化也没有不带脏字儿不说话吃喝嫖赌都占全了一脾气就骂人。

我问余阳怎么办？

不用说什么事儿——他明白着呢。

余阳叹口气“那老板也实实在在是个混蛋汪虹怎么能在那儿呆呀？受气还不受死？你是老板你决定吧。”

我想了想对汪虹说：“来吧。”

我之所以同意汪虹来主要是想借重她大姑在捷克的关系。有这样一个人物相助我们在捷克的展就会顺利得多。说起汪虹的大姑又是一段故事。